沈葆桢能出头，离不开左宗棠的提拔。当年沈葆桢在江西当知府，仕途平平，是左宗棠看中他清廉刚直，一次次给朝廷写奏折推荐，说“此人可堪大用”。后来沈葆桢能当上船政大臣，主持福州船政局，背后全是左宗棠在撑腰。那时候两人书信往来频繁，左宗棠在信里叫他“幼丹贤弟”，沈葆桢回信必称“季高先生”，透着股知遇之恩的热络。翻脸的根由，在军费上。光绪初年，左宗棠要收复新疆，大军开到甘肃，粮草弹药全靠内陆接济。朝廷财政紧张，让各省协饷，其中福建要出的份额最大。这时候沈葆桢正好任两江总督，管着福建、江苏一带的财政，左宗棠自然指望这位老部下能多出力。可沈葆桢却认死理。他觉得福建刚经历过战乱，百姓穷得叮当响，船政局也等着钱买机器，实在挤不出太多银子。第一次协饷，他就少给了一半，还上奏朝廷说“左公大军虽急，东南民生亦重，不可竭泽而渔”。左宗棠收到消息，气得把奏折合起来砸在桌上，说“幼丹这是忘了当年是谁把他从冷板凳上拉起来的”。更让左宗棠窝火的是船政局的事。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一手创办的，就像他的心头肉。沈葆桢接手后，觉得老的造船技术太落后，想引进英国的新式设备，还裁撤了好几个左宗棠提拔的老工匠。左宗棠听说后，写信去劝，说“船政初创不易，老伙计们熟悉门道，贸然换新人怕是要出乱子”。沈葆桢却回信说“师夷长技以制夷，就得敢舍旧图新，先生不必过虑”，字里行间没了从前的恭敬。两人的矛盾越闹越大。有次朝廷下旨，让福建再拨二十万两给西北军，沈葆桢硬是顶着不办，还联合几个东南督抚一起上书，说“新疆偏远，不如暂弃，先保东南海防”。这话戳中了左宗棠的痛处——他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收复新疆，觉得国土一寸都不能丢。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痛骂沈葆桢“忘恩负义，只顾一隅之私，不顾国家大义”，连“幼丹”的称呼都改成了“沈某”。沈葆桢也不含糊，回奏说“左公只知西北军务之难，不知东南百姓之苦”。他列举了福建的灾情：去年洪水冲毁了万亩良田，今年又闹蝗灾，百姓连饭都吃不上，实在没余力再供军饷。还说“船政局若停摆，将来海防无船可用，列强从海上打来，谁能抵挡？”两边各执一词，朝堂上吵成一团。其实两人都没错，只是站的位置不同。左宗棠在西北，眼里看到的是沙俄的步步紧逼，是国土被侵占的屈辱，觉得花再多钱都得把新疆拿回来。沈葆桢在东南，看到的是百姓流离失所，是船政局举步维艰，担心再搜刮下去会出民变，也怕海防空虚给外敌可乘之机。他们都想为国家好，却在“先保西北”还是“先顾东南”的问题上，谁也不肯让谁。彻底绝交，是因为一件小事。左宗棠的儿子去福建办事，想顺便拜访沈葆桢，没想到沈葆桢闭门不见，只让人递出一句话“军务繁忙，无暇待客”。这事传到左宗棠耳朵里，他沉默了半天，把以前沈葆桢写给他的信全找出来，一把火烧了。从此两人再没往来，哪怕后来在京城同朝为官，遇见了也只是点点头，连句话都不说。有人说沈葆桢忘恩负义，可他任上确实把福建治理得不错，船政局也造出了当时最先进的兵舰。有人骂左宗棠固执，可他终究收复了新疆，让六分之一的国土留在了中国版图里。这两个晚清的能臣，像两块硬碰硬的石头，都有棱角，都有担当，却因为立场不同，最终走到了对立面。晚年的左宗棠，偶尔会跟幕僚提起沈葆桢，说“幼丹之才，天下少见，可惜啊”。可惜的不是沈葆桢变了，是乱世里的国家，容不下两种不同的救国思路。一个想守住西北的门户，一个想筑牢东南的海疆，都耗尽了心血，却没能再像当年那样，为了同一个目标并肩前行。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有立场的不同。左宗棠和沈葆桢的绝交，不是个人恩怨，是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，救国之路的无奈分歧。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，为这个古老的国家尽了力，这就够了。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